李珮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我国在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博弈”，她从四个方面来谈论对美舆论斗争新形势发生的新变化：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舆论形势新趋势，她指出西方媒体话语垄断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国际舆论正在向多元方向发展。第二方面是国际舆论斗争存在的误区，我国对国际舆论定义存在偏颇，在政策层面对国际舆论的判断，过度放大西方少数几个国家的媒体影响力。第三个方面就是我国国际舆论形势面临的主要的挑战，首先是西方主流媒体的立场难以改变，其次是境外势力针对中国的舆论斗争更加激烈，以及利用少数民族议题攻击中国的民族政策。最后则是境外中文反华媒体与美西方主流媒体日趋合流，对我国国内舆论场的负面影响尤为严重。针对于这样的状况，李珮教授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适度开放互联网防火墙，组织一批爱国立场的用户参与国际交流。第二，弱化美西方主流媒体的声音，对其标榜的所谓“自由”“公正”“独立”进行持续揭露。从基础上对其进行否定，破除群众对他的盲目迷信。第三，高度重视联合国以及重要国际组织的舆论影响力。第四，将西方媒体、西方政客与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学者、企业人士、普通群众相区分，积极开展民间的互动和交流，争取西方国家的民间支持，将“群众路线”走进国际舞台。第五，境外中文反华势力中，“台独”势力最为庞大，需下决心制定遏制“台独”反华势力的有效策略。消除了“台独”势力，其发声渠道自然就消亡了。第六，更主动设置国际议题，打破西方舆论对话包围，争夺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吕新雨教授的报告主题是“‘政治折扣’与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问题”。吕教授谈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南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扩大平生全球无性问题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区。特别是俄乌冲突以来，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这是我们国际传播面对的外部环境是挑战。国内方面，十八大以来创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新的飞跃，网络的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但是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存在着不少挑战。吕教授还提出来一个概念叫“政治折扣”，所谓政治折扣，也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道路，如何突破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遏制。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在构筑从国际主义到世界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来克服世界范围内由于政治体制不同带来的各种政治折扣。

曾祥敏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我国主流媒体如何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曾教授首先提出了“何以成话语体系”的问题，他指出以语言为表达媒介、以思想价值为内核、以体系性架构为外在表现形式，主流媒体对外话语体系的内部结构可以分为陈述表达层、理论知识层和思想价值层面，外部关系则包括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媒体主导的新闻话语体系、具有权威性的政府主导的外交话语体系、具有理论性的专家智库主导的学术话语体系、具有灵活性和情感性的社会公众主导的民间话语体系、具有精准性的企业团队主导的专业化语体系。同时指出，构建主流媒体对外话语的关键向度是要传承中华文明的思想精神，在思想价值层将中华文明、中华文化融入主流媒体的多元化与体系、要促进中国理论的国际化的传播、推动中国生意的在地全球化、加强传播手段和表达方式的创新。曾教授认为，主流媒体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的任务，话语体系建构有其自身的规律，所以在多元化与体系当中，要从宏观的视角逐渐的贴近到中观，甚至是微观，厘清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层次结构，理清在思想价值、理论知识、陈述表达等这几个层次的内容范者和逻辑关系，我们才能有的放矢的、有抓手的提升主流媒体对外话语的说服力的基础。

马凌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群众路线”，马老师首先为我们详细的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点：“群众路线”的由来和发展。她指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总的价值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总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包括媒体的社会角色、新闻舆论与宣传工作的方法等重要问题。而后她又为我们仔细梳理了“群众办报”思想在历史中的实践，它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为群众办报，一个是让群众办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变革，特别是自媒体平台和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为“群众办报”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全员媒体”呼之欲出。主流媒体的“群众办报”主要是围绕“三贴近”“走转改”和“四力”展开的，但在四全媒体的环境下，传统新闻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简而言之，主流媒体不能只把自己定位为宣传机器，不能只做好政策和精神“到群众中去”的部分，更要做好意见和呼声“从群众中来”的部分。

陆小华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战略思维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构建”，陆教授首先提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要以战略博弈视角来要观察分析传播现象，战略博弈是双方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围绕整个国际格局以及各自所处的相同位置和所追求的国家目标，通过具体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手段与对方展开的全方位较量。这要求我们以更宽广的思维，站在战略的层面来观察当今世界发生的事件，来观察相对各方的利益损益、所追求的国家目标，来判断各方所采取的军事、外交等手段达到想达到的战略目的。陆教授提出所谓的认知战、舆论战是舆论博弈的特殊表现，是战略博弈的组成部分。通过舆论博弈来影响人们的认知，无论是在传统时代和战争状态下，都是战略上和战术上要采用的手段。而把战略博弈作为观察分析问题的基点，有助于我们对传播现象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传播技术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传播效果的评估，也有助于对传播规律的探寻。最后他还指出国际传播的从事者要增强判断局势、感知形势、洞察趋势、塑造态势的能力，才能更好的做好国际传播。

许加彪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政治修辞：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传播的话语策略”，许教授提到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并以政治修辞作为分析工具展开论述。首先为我们梳理了在陕北采访毛泽东的记者，第一阶段（1936-1937）主要是以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为主，第二阶段（1937-1939）有韦尔斯、詹姆斯·贝特兰等人访问延安。随后许教授又提出了讲述延安故事的话语策略，第一就是要树立正义之战的合法性，在战争中，正义的一方会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第二是要使用共情词汇寻求共同价值，文化的隔阂限制了理解的通达，而使用共通的词汇则是有效的手段。第三是要重新描述来定义事件，斯金纳认为增强话语的力量方式之一就是重新描述行为或事态，使对这种行为或事态的解释获得一种额外的力量。第四则是要积极使用比喻修辞。在最后，许教授谈到了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启迪，他说从毛泽东讲述的中国革命故事中，发现共产党十分重视讲好我们自己的“抗战故事”、“革命故事”，并且善于抓住对外宣传的时机，打破了国民党一直以来的歪曲、诋毁和污蔑，这有利于外界认识和了解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直实面目，判造其自好的国际形象。如今的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与世界各国密切友好的往来，但世界并不太平，隔阂与误解仍然存在，更需要向世界人民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刘明洋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舆论生态治理的‘五个向度’”,刘教授分别从战略向度、价值向度、行动向度、实践向度、目标向度五个方面去进行阐述。在提到从价值向度去进行舆论生态治理时，他指出要从全球、国家、社会、个体四个方面去就行思考，在国家价值方面，可以从国家形象、国家生态、国家能量、国家工具、国家权力等角度去建构；在社会价值的角度包括社会动力、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正业、社会生态、社会风险、社会公示等；在个体价值方面，有个人的舆论角色、个人的舆论力量、个人的舆论素养和个人的舆论成长等，个体化的元素、个体化的力量、个体化素养对于我们的舆论生态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谈到行动向度方面，刘教授指出舆论生态与媒体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法治生态、技术生态、伦理生态六个纬度密不可分。在报告的最后，刘教授提出舆论生态治理的“六力”目标：舆论生产力、舆论传播力、舆论引导力、舆论公信力、舆论影响力、舆论全球力。

陈信凌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框架的创建及其对外传播”，陈教授主要是从苏区新闻舆论实践来进行阐述，首先他谈到苏区新闻舆论实中形成了新闻宣传的指导理念，积极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念，依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实务进行了引导。其次就是健全了新闻宣传的管理体制、统一宣传口径。第三方面就是建立了富有张力的报刊版图（媒体建设），建立了横纵交织的办刊版图，做到了横向呼应、纵向贯通，在报刊布局时，同时向纵与横两个方向延展，既可以使报刊呈现立体性的布局，避免了平面化与碎片化，又具有内在的逻辑与秩序，避免了相互设限自我封闭。第四方面就是开创了报刊发行和接受的路径，在中央苏区的新闻舆论实践，把报刊的发行与接受都被纳入了新闻舆论工作框架之内。中央苏区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体制内、系统性、全域化新闻宣传工作的先河，而且留存下了一个富有张力与活力的工作框架。这个工作框架在延安时期得到沿袭与赓续，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得到深化与拓展。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苏区新闻舆论实践是新中国媒体运行的先行摸索与成功预演。

姚泽金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法治传播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构建”，姚教授从3个案例，、3个故事来给大家做了分享，三个故事分别是南海仲裁案、南京的彭远案和美国老爷爷网红法官，在南海仲裁案中无论是国内的舆论场还是国际舆论场，我们都非常的被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海外职工通过大量的材料收集和具体的阐释，捅破了一个国际法制传播的谎言。所以从这个案子姚教授指出法制传播承载着非常重要的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法治传播对内它承载着树立法律权威、传播法治精神、塑造法治信仰、建构法治社会的功能。因此，从建构中国的所谓的话语体系的叙事体系出发，法制话语应该成为对外传播的最优的选择。在谈到彭远案时他认为法治传播是一种多方位控制、高度控制、结果导向的传播类型。在给大家介绍完网红爷爷爷法官案件后他指出法治传播如果要想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或者战略传播效果，必须与时俱进来顺应新的传播格局和媒体生态。最后，姚教授提出了一些国际传播的意见建议：法制传播不只是法律信息的一个简单的传递和传播，它是承载着一个国家法治观念、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和一个国家的法治形象的战略传播行为。

范玉吉教授的报告主题是“法治传播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范教授报告的第一部分主要阐释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性、基础性的工作，是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切实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的有效途径；再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可以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最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可以为全面建设社会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夯实法治基础。范教授的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法治传播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发展，他提出首先要规范化传播内容，其次要传播好法治政府建设的信息，第三要做好公正司法的报道，第四是做好关于法治社会建设的报道；第五要加强法治文化的国际交流。

才让卓玛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政治传播视角下思考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涉藏地区党报”，她提到涉藏地区党报几乎是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高原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条件是非常落后的，生态环境又极为的脆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所以，涉藏地区在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方面，它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直接关系。而涉藏地区党报政治传播的使命包括构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话语、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党的“人民至上”的理念、传播“两山”理念、建构“一带一路”开放发展形象。涉藏地区党报政治传播方式主要有准确阐释和解读涉藏地区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多角度全方位报道涉藏地区人民的团结奋斗创造出的美好生活、以正确舆论引导涉藏地区发展中的矛盾焦点、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有不怕斗争、敢于斗争的精神。